两会“大礼包”激发青年奋斗精神态

　　朝鲜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大婚喜庆尚未过三月之期，就开始谈朝鲜人离婚这个话题，大概有些不合时宜。不过，朝鲜离婚率之低，也确实成为了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。

　　据朝鲜境外的媒体《开放朝鲜通讯》报道，“人口大约有22万人的新义州，1993-1994年的离婚数量仅为10对左右，而2007-2008年两年间，这一数字就增加到了50对以上”。据称平壤和新义州是朝鲜离婚率最高的两个地区，但是，上述数据依照国际惯例折算，即便离婚率已经显著提高，也仅为0.1‰，相当于同期中国、日本离婚率的1/25，美国的1/50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大多数朝鲜人来说，离婚不仅罕见，而且是一件从社会道德层面到国家制度层面都相当负面的事，甚至影响着主体思想的权威，因此即便感情彻底破裂了，即便朝鲜的《宪法》、《婚姻法》、《妇女保护法》都规定了“离婚自由”，朝鲜的夫妇也绝少迈出离婚这一步。

　　有评论认为，这跟朝鲜的民风相关。国际实践已经表明，所谓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是要靠充分的社会革命争取来的，而目前，朝鲜女人的家庭地位依然很低，“河东狮吼”的事情闻所未闻，男人的家庭暴力倒是屡见不鲜。而社会传统对朝鲜妇女的要求就是忍耐、归顺、认命，再这么着也不能做出离婚这样羞耻的事情。

　　不过，以民风民俗来解释朝鲜的低离婚率，不免会遇到一个反问：那为什么同属朝鲜民族的韩国人，离婚率会和日本、中国持平而远高于朝鲜呢？

　　有反对朝鲜现政权的媒体说，当离婚率升高影响到朝鲜歌舞升平的国家形象时，金正日就会下达“不要判决离婚”的指示，全国上下遵照执行。这当然更像是谣言构陷，因为这样的“指示”明显智力含量不高。

　　然而据对朝援助团体“好朋友们”的刊物报道，在新义州，“整顿居民的事业”频频开展，离婚者“有可能会被驱逐到其他地区”。这样的驱逐则比较可信了，因为已有先例。1989年朝鲜举办“平壤世界青年学生庆典”时，也曾将出身不佳的居民“疏散”到平壤郊区，其中就包括离婚者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“不健全”的。

　　对朝鲜人来说，平壤和新义州的户口具有重要意义。前者贵为首都，各项生计都有保障；而后者作为特区，商品经济开放程度最高，市民也能找到较多致富道路。因此，被“疏散”对离婚者来说，才是真正无法承受的处分。

　　在朝鲜的宣传体系中，“资本主义”是与“生活腐朽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而离婚恰恰成为这种“腐朽”的集中体现。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，“思想变质”的离婚者损害的，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生活，更是主体思想的权威。胆敢损害主体思想权威的，仅仅说他们“不健全”，降个行政级别、开除教师队伍、赶出伟大首都，已经是很轻的惩处了。

　　与主体思想挂钩后，离婚在朝鲜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，甚至在某些情形下，它还可以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。早在1966年，中朝两国就跨国婚姻的离婚问题进行了双边磋商。当年5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《关于处理中、朝两国公民离婚案件座谈会纪要》，其中规定，“影响两国友谊的词句，一律不要写在申请离婚书上”，因为这“对维护中朝两国友谊是有政治意义的”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在朝鲜，三种情形下，离婚者反而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。

　　据环球网转引韩国《中央日报》的报道，近年来，一些朝鲜退伍军人“将生活在城市中的、有经济能力的离婚女子选为最好的结婚对象”，因为退伍军人中，赤贫者的比例越来越高，一些人甚至“带回家的东西只有一套军装”，而“比起贫困的未婚女子，离婚女子的经济实力更容易成为他们融入社会的依靠”，因此这些男人也被认为是“会过日子的男人”。

　　这或是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又一个生动的案例，它证明了一点：主体思想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抵过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。事实上，新义州的离婚率升高也跟经济基础的变化有关。由于当地商品经济远比朝鲜其他地区发达，妇女有更多机会通过经商赚钱，在家里的经济地位高了，权力就大了，就不再需要忍受臭男人的坏脾气了，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爱谁谁。

　　剩下两种“离婚有理分手万岁”的情形，归类很难，只好罗列如下：

　　一，当夫妻其中一方非法离开朝鲜进入他国国境并长期滞留的，另一方坚决离婚，划清界线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即便仍然会被亲友邻居另眼相看，但起码生命无虞；

　　二，反正朝鲜还是有一两个人，离婚多次，仍被爱戴，至于各任妻子能获得多少爱戴，则主要跟她们的子女是谁有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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